雷声远
1959年3月日起，高勇开始担任时任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秘书。报到那天，高勇先见到刘崇文秘书，他陪高勇去见胡耀邦。
耀邦坐在沙发上，正在思考什么。刘秘书说：“耀邦同志，高勇同志来上班了。”
高勇说：“耀邦同志，我来向您报到。”
“好嘛，”胡耀邦对他俩说：“过去，一个人工作忙不过来，现在两个人来做原来一个人的工作，事情不会很多，如果还有时间，干什么呢？就要多思考问题，多读书。”
耀邦对工作要求很高很严。高勇分管机要工作，耀邦同志并不是简单地要求把文件管好，不丢失、不泄密就行，而是要在处理这些文件方面给他当助手。他对送文件的时间没有具体规定，除了个别必须及时送阅的文件要随到随送外，一般是他有事叫高勇，或有事要向他请示汇报时，顺便把文件送给他。
做机要工作，常常接触大量的反面材料，既有反映国内社会上、工作中阴暗面的材料，也有国际上敌对势力反共反华的材料。长期接触这些东西，就要自觉增强“免疫力”、防止受消极影响。
对秘书这些涉世不深的青年人，胡耀邦从关心爱护的角度出发，经常提醒他们如何对待这些问题。
他说：反映国内情况的《内部参考》材料，都是一些极端的个别事例，集中起来看好像不得了，其实，这不是党的工作的主要方面。国家这么大，总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党的工作的主要方面，全国的主要情况，是光明的，是很有成绩的。看这些材料，不要误让这些阴暗的东西遮盖住大量的光明的东西，不要一叶障目。
至于国外的材料。像《参考消息》上的东西，只能做参考。那些材料中，大量的都是资产阶级的观点，主要看是怎么说的，了解对一些事情的反映，思想上不要跟着它走。
在负责日常文件工作的同时，高勇还兼管胡耀邦家的财务收支，事情并不多。胡耀邦和夫人李昭从不看重钱，不大过问家里有多少钱，当然他们都知道，自己家里本来就没有多少钱。高勇管财务，只管大帐。胡家每月收入主要两笔，一是胡耀邦的工资，二是李昭同志每月从她的工资中交回70元。除此之外，偶尔有几十元稿费收入。
每月支出主要是两笔：一笔是全家伙食费120元，另一笔是耀邦的母亲、岳母和孩子们的零花钱，每人每月多少是固定的。胡耀邦当时每月标准工资是414元，那个年代不但没有任何奖金、补贴之类，党中央还规定，行政17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每月减发百分之一的工资。
1962年9月，中央决定由胡耀邦率领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当时规定的制服费150元，只能做一套衣服，购置一些零星用品。9月份去欧洲需带大衣，胡耀邦的咖啡色呢面大衣已经褪色，领子发白，由于太旧，根本烫不平。本来想从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借一件，又因耀邦个子小，没有那么短的大衣，找不到合适的。
高勇有一件新做不久的烤花呢大衣。提议：“还是穿我的，我的个子同您差不多。”
耀邦拿来一试，勉强凑合，除了肥一点，长短合适。警卫秘书李汉平送到洗衣店熨了熨，耀邦穿着高勇的大衣出国了。
首长向秘书借大衣出国，在中央委员中，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
胡耀邦生前从来没有谈到过死后安葬何处的问题。他也从未想到过自己会一病不起，突然去世。
就在去世前的几分钟，他还充满自信地对李汉平说：“不要紧，我很快就会好的。”根本不存在那种“家庭聊天”和“遗嘱”。
决定安葬在共青城，是李昭经过反复考虑，同子女们 共同商量，以及征求身边工作人员的意见，并且请示中央有关领导同志批准，方才定下来的。
李昭说：“一是，耀邦从湖南到江西找红军，这是他追求革命的起点；二是，耀邦14岁去江西，16岁在那里被错误地定为AB团，受到生死的考验；三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耀邦曾在江西主持四省百县造林大会，当时种的树已成林，参加种树的人已成才；四是，共青城代表共青团开创事业的成功；五是，耀邦来自人民，现在还回到人民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