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的目标和前提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对精准扶贫的认识不能仅仅局限在公平视角，要跳出扶贫来看扶贫。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同时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减贫成就。中国长期中高速经济增长是大规模减贫的主要贡献因素。但是，非平衡增长的“涓滴效应”并未实现所有地区、人群获取分享均等的发展红利，仍有相当一部分低收入群体未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贫困人口识别有待精准，政策和公共物品提供的针对性有待加强。在此背景下，精准扶贫提出精准识别，因人因户施策，因村提供公共物品，并将扶贫的思路从单一公平视角增加贫困户收入，转换为增长、发展和波动多重视角。此外，从全球视角来看，结合当今国际著名的“Sachs（萨克斯）和Easterly（伊斯特利）之争”，精准扶贫有机融合了“大推动和小规模局部改革”的减贫策略，具有高度的科学性。

 

一、精准扶贫的必要性

 

　　第一，精准扶贫的核心是提升效率。

　　在常见的讨论中，许多政策制定者、研究者乃至社会公众认为公平和效率及其对应的政策工具是相互对立、相互取舍的关系，将扶贫视为牺牲效率追求公平的工具。这一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贫困群体的态度，或是为了公平正义或是持着怜悯的态度。相应的，扶贫行动往往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推动才能贯彻和落实，分享绝大部分经济增长成果的少数群体也很少自发地去帮助穷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认识上的误区是阻碍经济增长涓滴到穷人的“拦路虎”。为此，笔者迫切希望纠正这种观点和认识，扶贫不仅是解决公平，更是提升效率的重要手段。

　　首先，精准扶贫有助于释放农村潜在的劳动力，增加劳动供给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精准扶贫对症下药：一是通过产业扶贫、异地搬迁、教育培训等方式刺激农村贫困人口就业，增加劳动参与率；二是通过教育、健康扶贫等政策增加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有利提高穷人所依附的资本的价值，从而提高这部分群体的劳动生产率，这对于经济增长是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的。

　　其次，精准扶贫有助于提高贫困群体的人力资本外溢效应。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高度的合作型社会，个人的劳动生产能力，很大程度上受其合作者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资本投入不变的情形下，同技能劳动者之间相互合作所创造的产出一般会高于高技能劳动者与低技能劳动者之间合作所创造的产出。另一方面，在劳动力数量固定不变的情形下，个人的边际产出与其依附的资本有关。譬如城镇劳动力工资明显高于农村，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高于欠发达地区。这一差异的根源是人均资本存量差异，包括基础设施水平、金融投资水平、教育资源等方面的差异。

　　所以，帮助穷人不仅是促进公平，更是效率提升。保障穷人的受教育质量和水平，给予每代人机会完成代际的流动和跨越，将有助于实现人力资本的不断累积和增长，从而自然实现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第二，精准扶贫打造五大发展理念下的新增长极。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精准扶贫是助力五大新发展理念落地，变为普遍实践的关键抓手。精准扶贫在促进共享发展之外，还突出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补齐短板”促进协调发展。按照边际资本报酬递减的规律，将投资向资本存量较少、基础设施薄弱的地区倾斜，既有的投入会获得更多的回报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相对更大。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Basu (2014)指出，政府实施财政保障和支持的措施有助于促进投资，降低投资风险，进而带动经济增长。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精准扶贫期间，政府通过保障有助于减贫的投资项目的落地，一方面能够促进贫困居民的收入；另一方面吸引更多的投资，进而增加投资对当地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而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问题，促进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

　　二是迁出“穷山恶水”保护“绿水青山”。贫困人口的居住位置很多集中在山地、林地以及水源上游等地区。从扶贫的角度来看，这些地区本身缺乏人类维持生存的基本条件，精准扶贫通过易地搬迁政策，按照农民自愿的原则，在政府的统一组织下，搬迁到生活和生产条件较好的地区，有助于解决因地理环境条件恶劣引发的贫困问题。但从绿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地区同时也是国家划定的重要生态功能区。经统计，贫困县与生态功能区有90.05%的重叠，贫困县城所在地与生态功能区有79.93%的重叠，实际重叠率介于79.93% -90.05%之间。而将这部分群体迁移出来并辅之以生态补偿，实际上起到了保护生态环境安全的作用。可以说，精准扶贫起到了促进共享发展和绿色发展的双重作用。

　　第三，精准扶贫是不可忽视的反衰退工具。

　　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了一个台阶，明显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增长绩效，2015年经济增长率跌破7%，2017年经济增长率下降至6.8%，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按照凯恩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在经济下行时期，采取对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群体的支持政策，将有助于刺激消费。通过统计城乡不同收入等级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长情况，笔者发现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显著高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速；低收入户的人均消费支出增速显著高于高收入户居民消费支出增速，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在这样的情形下，精准扶贫通过为贫困群体提供就业、增加社会保障力度，有助于增加这部分群体的收入，进而扩大农村贫困地区的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从这意义上说，精准扶贫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的反衰退工具。

 

二、精准扶贫的科学性

 

　　从全球视野来看，当今国际盛行的消除贫困的方式主要有两大流派：一派是以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弗里·萨克斯（Sachs）为代表，认为贫困的根源是“贫困陷阱”，主张实施 “大推动”策略以快速消除贫困。另一派是以纽约大学的威廉·伊斯特利（Easterly）为代表，认为贫困的根源在于“政府腐败”，在信息不对称和缺乏有效激励机制情况下，“大推动”策略是低效率的，主张采取“小规模局部改革”策略，由“搜寻者”（如社会企业家、专业研究者等）通过经验或反复的证伪实验，寻找解决某个具体问题的答案，并通过项目数量、时间和空间的逐步累积以达到消除贫困的目的。在实践上，“小规模局部改革”策略主要是一些学界“搜寻者”探索的解决方法。

　　从中国实践来看，新时期的精准扶贫政策在结合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有机融合了两大流派的政策主张。精准扶贫一方面使用“大推动”策略对农业、健康、教育和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投资。另一方面发挥“搜寻者”的角色，例如因村、因户派帮扶官员了解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和需求等信息；寻找与本地资源禀赋相适应且具有带贫作用的产业；对外出务工人员提供交通补贴；对参与培训的贫困户提供补贴；为贫困户、带贫企业提供免息的小额贷款等等。

　　总而言之，以提升效率为核心的精准扶贫政策不仅能提升公平，而且在新发展理念下是潜在的新经济增长点，一定意义上还具有反经济衰退的功能，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且在具体做法上，精准扶贫吸收、融合、创新国际上盛行的减贫举措，具有高度的科学性。（来源：证券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