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杂志社记者 曹正华
人物名片：杨勇，1969年6月出生于景德镇。原籍江西丰城人，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艺术设计系。现为中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即景德镇御窑厂、景德镇建国瓷厂及明清御窑遗址徐家窑高温颜色釉研究所总工程师；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浮梁青花珠明料锻烧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景德镇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颜色釉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江西省高级工艺美术师；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客座教授；浙江省龙泉市陶瓷研究所所长；首届龙泉市工艺美术大师。
杨勇“吹釉”
在中国瓷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生生不息的千年窑火，孕育着景德镇灿烂、神奇的陶瓷文化；同时也培育了成千上万的能工巧匠，陶瓷技艺世代相传，日益精进，流传下来便有了现在的“陶瓷世家”。杨勇则是景德镇市众多“陶瓷世家”中的一朵奇葩。
与生俱来结瓷缘
“我为自己来自景德镇的陶瓷世家而自豪！”这是杨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的第一句话。首先，让我们把历史镜头回放到42年前即1978年7月。当时，全国建筑陶瓷行业大会在陕西省咸阳陶瓷研究所举行。国内外陶瓷专家及科研人员云集于此，杨勇的外祖父龙一飞先生作为陶瓷材料专家受邀与会。当时正值暑假，外祖父执意要把当时还不到10岁的杨勇一起带上。从此，宋代青瓷名窑、陕西省铜川耀州窑及系统采集瓷片与传统制瓷工序在杨勇幼小的心灵镌下了深深的烙印；
杨勇外祖父龙一飞先生在日本留学时合影
从那以后，只要是放学，小杨勇便经常到外祖父龙一飞和父亲杨国保工作场所玩耍，以致十分好奇泥巴为什么经过烈焰的煅烧就会变成坚硬而光润的瓷器？亦由此激发他强烈的求知欲望。1980年4月，在外祖父及其父亲带领下，年仅11岁的他便第一次走进景德镇宋代五大名窑，即湖田古窑遗址、杨梅亭古窑址、白虎湾古窑址、南市街古窑址、进坑古窑址。
左为1950年龙一飞先生（二排右）与其老师加藤合影；
右为1965年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时的龙一飞先生
于是乎，小杨勇心中无数个为什么也逐一在大人们的解说及示范中找到了答案。每当这时就特别喜欢听大人讲故事，在这娓娓道来的讲述中，小杨勇也慢慢熟知了每个窑口的来历，包括原材料的出处和选料及制作工序。后来又多次去浮梁县东埠高岭瓷矿遗址，探寻“高岭土”的来历，调查每个矿点的外观、成色、可塑性。在这期间，又从大人们口中了解到景德镇宋、元、明、清及近代的开采使用情况。谈起这些往事，杨勇清楚地记得，那时只要一到暑假，他就特别喜欢跟随外祖父及父亲一起去窑里烧“照子”，即试烧釉色。原来，所有瓷器的绚丽多彩，都与釉色密不可分。也正是从那时起，小小杨勇便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像外祖父和父亲那样与瓷器结缘！
耳闻目染学技艺
谈起自己是如何把研究陶瓷颜色釉作为毕生的事业，就不得不提起其祖父杨炳生和外祖父龙一飞对他的影响。其祖父杨炳生12岁便随父亲从江西丰城来景德镇学艺。早年拜师占梅生先生。占先生在清代末期景德镇御窑厂便主导颜色釉研究与开发，擅长各种高、中、低温陶瓷颜色釉和泥料工艺制造；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再度拜师于有着“东方毕加索”之美誉的镂雕名师徐播生，字顺元，号“盘古”。其祖父独自研发的“郎窑红釉”、“窑变花釉、”茶叶末釉”、“祭红釉”、“釉里红”、“汝窑”、“南宋官窰”与“龙泉釉”一度震撼海内外，并引发香港《文汇报》及《大公报》竞相报道。1949年5月景德镇解放。新中国政府联合景德镇做陶瓷规模较大的私有作坊公私合营。其祖父陶瓷作坊由此进入合作社，进入景德镇市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工作，负责传统颜色釉恢复事宜。父亲杨国保继承了祖父的事业，一直从事着陶瓷工艺的研究工作。
由龙一飞先生主编的新中国第一本陶瓷教科书《陶瓷》
杨勇外祖父龙一飞则是解放战争离休老干部。早年留学日本主攻“陶瓷专业”，1946年回国在吉林省长春师范学校担任日语和英语教师。1948年赶赴吉林解放区九台县碗厂（中国建材部玻璃陶瓷研究所前身）担任技术攻关组长；随后参加建国初期筹建中国建材部玻璃陶瓷研究院工作，并受聘为著名中国陶瓷咨询专家（享受国务院津贴）；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九台碗厂全部工作人员迁至沈阳，先后组成中央重工业部第一陶瓷厂、沈阳陶瓷厂、沈阳陶瓷研究所；1950年在沈阳陶瓷研究所组建新中国第一所专业陶瓷技工学校，龙一飞担任总负责人；1952年为新中国第一本陶瓷教科书《陶瓷》主要撰稿人；1953年由龙一飞主导的沈阳陶瓷研究所联合长春汽车制造厂研究新中国第一部汽车火花塞并取得成功；1955年北京为恢复古建筑，成立北京琉璃瓦厂，在北京门头沟组建攻关小组，由龙一飞技术总负责；1956年唐山陶瓷厂技术革新，建材部委派龙一飞组建攻关小组负责人；1958年在中国建材部北京玻璃陶瓷研究院任国家技改项目“陶瓷过滤片”总负责人；1962年，中国建材部接管“景德镇陶瓷厂”，随即被委任为总工程师，也是江西省当时唯一的总工程师。
右为龙一飞先生在该书扉页给其外孙杨勇题字
左为《陶瓷墙地砖生产》一书由龙一飞牵头和其学生们一起编撰；
1964年雕塑瓷厂党委会决定，为更好推动当时颜色釉单一品种，由熊钢如（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为技术科科长。特邀请龙一飞研制颜色釉配方多元化品种。随后，铁红结晶大朵花釉成功问世，一度在陶瓷艺术领域引起轰动。当时，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正是通过此配方，成功炼制大量花瓶、文房四宝及日用陶瓷等，并以《液相分离法》为名申请国家技改项目，再次轰动中国陶瓷艺术界。文革时期，龙一飞成为“三查对象”后依旧工作在第一线。当时在南昌八一广场建设“万寿宫”（现为江西展览馆），并指定景德镇陶瓷厂完成外墙、内墙和地砖，由龙一飞总负责；1972年建材部技改项目“刚玉陶瓷”和“陶瓷车刀”在景德镇陶瓷厂试制生产，由龙一飞总负责。1976年5月中央军委要求景德镇陶瓷厂开发陶瓷防弹衣，成功配合后来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装备，由龙一飞总负责。1978年2月，研究项目“刚玉陶瓷代替钨鈷合金模芯”获景德镇科技大会奖。但因过渡操劳，龙一飞于1979年后突发脑溢血半身不遂长达十年之久。患病期间依旧不忘对其小外孙杨勇的精心栽培，同时由他本人呕心编著的《日英汉陶瓷辞典》已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列为陶瓷专业工具书籍于1985年正式出版。
右为龙一飞先生给其外孙杨勇之寄语
左为1978全国建筑陶瓷行业大会期间，龙一飞先生与其外孙小杨勇合影；
所以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祖辈们兢兢业业，为陶瓷艺术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和无比坚强的意志，更像一盏明灯时刻引导和激励着杨勇生于斯长于斯歌于斯，在既定的陶瓷艺术领域默默奋进！
双脉单传 “瓷疯子”
回顾前辈为陶瓷行业的发展，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杨勇在为自己家族感到自豪的同时，亦为自己在陶瓷艺术生涯中感到任重而道远——他既要继承祖辈们的技艺和经验，同时更要有自己的创新。为此，他决意要将祖辈留给自己的这些宝贵经验财富继承好，与时俱进发扬光大，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多彩人生路。
杨勇在亚洲第二大，海拔负12米的上饶市铅山县永平镇铜矿寻找矿石样本做分析
从小生活在瓷都，衣食住行处处都围绕着瓷的影子，祖辈代代相传的制瓷事业，就像是春风化雨，对杨勇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他说自己非常幸运，因为同时继承了祖父和外祖父两位亲人的祖传绝技。从景德镇陶瓷学院毕业后，当时尚处在计划经济阶段，杨勇被分配到景德镇陶瓷原料总厂技术开发科，负责陶瓷绘画与材料结合运用及加工技术，为景德镇十大瓷厂釉料开发提供标准生产工艺指标参数。工作之余，杨勇会到景德镇和周边地区的矿洞中寻找矿石样本做分析，先后对昌江区三宝矿石区、浮梁县瑶里镇、星子县高岭土区、临川高岭土（也称墨鱼骨头）矿区及铅山县永平镇等铜矿进行了多次考察与研究。
杨勇陪同浙江省青瓷协会秘书长洪声保先生在龙泉大窑博物馆窑址进行考察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因交通不便，每次出去探矿，都是随便带上干粮只身前往；每到一处都会仔细挑选矿石或矿土样品，并认真做好笔记标签。因为从不放过他认为有价值的矿石，以致经常身背满满一袋子石头和土回家而累得满头大汗。他采到不同矿石，有灰青色矿石、灰淡绿色矿石、灰白色矿石。通过单独试烧来测试它们的含铁量、高温熔点及测试烧出后的白度。
杨勇陪同有关专家在景德镇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即建国瓷厂明清作坊徐家窑遗址进行探究
有一次，杨勇发现浮梁县寿安镇石灰石矿点中有一灰一白两个颜色，差别微妙。为了更好把其中一些成分搞清楚，他按照父亲以前传授的方法，进行反复研究和试烧，发现两种矿石在与狼积草煅烧二灰的含钙量不同，关系到烧成熔点温度不同。因为不同的矿点矿石成分都有微妙差异。所以在陶瓷原料总厂工作的数年间，杨勇已走遍景德镇周边的矿石点，掌握了第一手数据资料和实践分析结果。他根据父亲的提示，最终确认景德镇市昌江区陈湾瓷石矿矿石原料是景德镇传统颜色釉，尤其是郎窑红釉和窑变花釉系列中不可缺少的原材料。
高温窑变羽毛花釉“醉仙瓶”与高温郞窑红釉“高足赏扁肚瓶”
在此期间，杨勇特别钟爱“郎窑红瓷”。因为郎窑红，是中国名贵铜红釉中色彩最鲜艳的一种。它的特点是：色彩绚丽，红艳鲜明，且具有一种强烈的玻璃光泽。由于釉汁厚，在高温下产生流淌，所以成品的郎红往往于口沿露出白胎，呈现出旋状白线。它色泽莹润、鲜亮、匀净，以致出窑万象绚丽多彩。如色深，则鲜红如血玉，明净如铜镜；如色匀，则暗有墨色，古韵纵生；如色淡，则微显桃红，秀丽可人。正因为郎红釉色的深浅变化，有的釉色浓淡不均，有的色调饱满鲜艳，更有的洋溢着一丝丝动感，给人无限遐想。
杨勇父子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毛正聪先生进行陶艺交流
然而一旦真正研究“郎红”绝非易事。“郎红”釉是以铜为着色剂，用1300℃以上高温烧成。由于对烧成的气氛、温度要求很严，烧制一件成功的产品绝非易事。铜是一种很活跃的元素，在不同的烧制气氛下，铜的成色是不一样的。正常的铜红是在还原气氛下的呈色，但由于窑火、窑温等控制是需要很多苛刻条件和经验把控的，常常会出现烧制失败。如果气氛控制失误，使窑内呈氧化气氛，则铜则会呈层次不同的青绿色，有很多不确定性，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才有可能获得数量有限的成品。制瓷作为景德镇人赖以生存的一个产业，在制瓷行业内烧“郎红”是个费时费力又赔钱的苦差，因此景德镇一直流传着一句话“若要穷，烧郎红”。但杨勇就是爱挑战，爱探究，以至于一直沉迷研究烧制郎窑红釉。他在父辈研究釉料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工作中的历练，追溯唐代长沙窑，元代景德镇窑，再到明早期永乐、宣德年间景德镇窑，直到200多年前清代康熙等不同时期，铜红釉瓷器的发展脉络。近十年来，又先后与陶瓷业内包括王锡良、张松茂、戴荣华、熊钢如、陆如、刘伟、邓希平、吴能、周国桢等大师进行经多方交流，对烧制流程进行梳理归整。经过多年反复烧制，数据对比记录，烧制流程优化，采取传统原矿材料配制，可以说是废寝忘食到了极致。有时为了获得相对稳定的烧制数据，杨勇就与师傅们同吃同住，在窑炉旁寸步不离仔细观察并一一记录。
杨勇父子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夏侯文先生留影
有志者事竟成，也许是杨勇本人因为特别沉迷研究烧制郎窑红釉。在经历无数次失败，耗资数百万资金的反复试验试烧后，终于在郎窑红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如今，除了研究郎窑红、钧红、祭红、胭脂红、美人醉等名贵色釉外，杨勇还一味钻研窑变花釉、茶叶末釉、祭红釉、釉里红、汝窑，南宋的青釉、红宝釉、紫宝釉及龙泉釉等。当然，这种执着与痴迷，亦在圈里面让人戏称为“瓷疯子”。
与瓷共醉人生路
中国瓷文化源远流长，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半生与瓷共醉。探寻其中奥妙，亦苦亦乐，亦得亦失。
杨勇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邓希平女士交流高温郎窑红制作技艺
杨勇做的这些工作，在旁人看来确实是有些“疯”，但他自己却乐在其中。他可以为了寻找到一种矿石，跋山涉水，宛如逍遥的徐霞客；有时为了获得一种独特釉色效果，更像一位科学狂人把自己关在工作室反复试验，两耳不闻窗外事。2014年10月，考虑到杨勇已经在“浮梁青花珠明料锻烧技艺”领域有着多年的历练并取得一定成就，江西省文化厅、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江西省电视台、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赣风》纪录片摄制组、景德镇市文化局、景德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浮梁县文化局，特别邀请参与拍摄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浮梁青花珠明料锻烧技艺传承人》19分钟纪录片及申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评审材料。
杨勇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熊钢如先生交流高温郎窑红制作技艺
2015年8月，杨勇再度受邀参加北京国际电影节。其中，由他撰写解说词之纪录片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浮梁青花珠明料锻烧技艺》，荣获中国国际电影艺术节传统纪录片金奖。并在中央电视4台、中央电视9台、中央电视10台、江西电视台多个频道循环播放。
杨勇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长聘教授白明先生进行陶艺交流；
2019年3月，作品300件郎窑红釉《福同羊头尊》、《赏瓶》双双在中国温州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荣获“快鹿杯”工艺美术创新设计大赛金奖；另有部分郎窑红作品被中国陶瓷博物馆、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省工艺美术馆、浙江省博物馆、杭州工艺美术馆、南宋官窑博物馆、浙江省龙泉博物馆等永久收藏。
中国古陶瓷艺术大师黄云鹏先生对杨勇大加赞赏：“你的郎窑红作品已经超越康熙时期的水平！”
如今，置身于杨勇工作室，细细浏览五光十色的颜色釉，尤其是“初凝牛血”等郎窑红作品，宛如进入精彩绝伦的艺术宫殿。在这里，所有作品釉面洁净通透，通体玻璃质感。有的呈有大片裂纹，有的釉色浓淡不均，有的色调饱满鲜艳，更有的洋溢着一丝丝动感，给人无限遐想。对此，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熊钢如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杨勇作为目前景德镇颜色釉领域唯一的第四代传承人，也是景德镇唯一的两个脉系相承的陶瓷世家，更是景德镇唯一具有两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时直抒胸臆：“杨勇颜色釉实际代表了景德镇的一张名片！”；中国著名甲骨文学者、甲骨文书法艺术家怪夫子先生在赏析杨勇高温郎窑红颜色釉瓷之后，欣然为其挥毫拨墨：“郎红特艺，非遗传人”；中国古陶瓷工艺美术大师黄云鹏先生在点评杨勇郎窑红作品时则高度赞赏：“杨勇郎窑红作品，已经超越康熙时期的郎窑红水平！”
中国著名甲骨文学者、甲骨文书法艺术家怪夫子先生欣然题字后与杨勇合影。
右侧为甲骨文学者、怪夫子入室弟子、北京怪夫子甲骨龙书画院常务院长蓝子女士，
左侧为杨勇母亲龙莉萍女士
编后絮语：
陶瓷是土与火的融合、水与土的升华。从泥土到郎窑红，作为薪火相传的继承者，杨勇始终没有让自己的家族蒙羞；在他身上，也始终有一股力量在涌动——而这一切都源于杨勇本人对祖辈的炽热情怀，去坚守，去创作，去与瓷共醉人生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