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武英忠心耿耿干革命 习仲勋平反地方主义功不可灭
本网记者 罗永松
陈武英，原名陈元钰，1914年出生在海南琼海市嘉积镇桥头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0年参加革命，1936年7月加人中国共产党。1930年至1933年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琼东县第一区委会担任宣传委员，1933年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在狱中度过5年铁窗生活。1938年出狱后至1949年下半年，先后担任琼崖纵队连政治指导员、大队政治委员、支队政治委员、副支队长、支(团)队长、总(师)队长等职，1949年下半年至1950年任琼崖临时人民政府保安厅厅长。海南解放后任海南行政公署农林处处长、国营兴隆农场场长、海南行政公署华侨事务局局长、海南行政公署水利处处长、海南行政公署副主任。1958年反地方主义时蒙受冤枉，降职降级下放到海南松涛水利工程段工作，任段政工办公室主任，1958年后至1973年6月在松涛水利工程局工务处任副处长、松涛水利工程局副局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给予平反。1980年4月任海南行政区公署顾问，1981年9月离休。离休后还积极参加编写党史，军史等工作。1989年3月18日，因病在海口去逝。
2021年8月，陈武英的女儿陈超平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她说父亲一生忠心耿耿干革命，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琼崖革命，解放海南岛，以及海南的社会主义建设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解放海南后，反地方主义事件受到连累，多亏习仲勋书记顶着巨大的压力，于1983年正式平反了海南的地方主义，为很多老革命家伸了冤，立下了不朽功勋，我们都很感激习仲勋书记。接着，陈超平讲了父亲革命生涯中的感人故事。
田头岭伏击日本鬼子成功，消灭日军二十九人。
1942年6月的一天，陈武英到乐万县三区委驻地了解到，万乐县龙滚墟的日军要在三头埇新建一个据点，每天派二三十名鬼子兵押着群众到根据地的田头村拆房拆瓦，以及木头运去三头埇建炮楼。陈武英立即派人回部队调兵，叫三区委给部队做好饭，然后跟区委的同志赶到田头村考察地形。田头村就在三头埇至六连岭中间的公路旁边，但公路两边的灌木林已经被敌人砍光，不好打伏击。但田头村后面有一个叫田头岭的山坡，两边有灌木林，有四五十米长，三四米宽，一米多高，东边也有一些零星的再生丛林，便于隐藏人员，是一个打伏击的好地方。到了太阳下山时，一大队长王永信带了一百多人赶到，陈武英叫他们先吃饭休息一下，部队拂晓前才赶到七公里外的田头岭，潜伏在公路两边的林丛里，架上两架轻机枪。陈武英安排前哨班到前面两里地埋伏，叫他们发现如果只有二三十个鬼子就放过来，鬼子人多了就开枪报信，并掩护大部队后辙。部队准备好以后，太阳也开始升起。他们大约等了三个小时，发现二三十个日本鬼子和一个翻译押着一百多干活的群众过来了，当进入伏击圈时，陈武英就下令打击鬼子，鬼子离路边近，他们一下子冲进再生林中跟我军拼剌刀，伤了我们不少战士，因双方混战在一起，我们的两架轻机枪不能射击，陈武英只好让战士们都退出灌木林，并命令大家都用手雷弹同时扔进丛林之中，把二十九个鬼子全部炸飞炸死，只剩下一个翻译官夹在群众里逃跑了。这次战斗缴获轻机枪一挺，冲锋枪一支，掷弹筒一个，步枪二十几支，沉重的打击了日本鬼子的气焰。
白天奇袭桥园吓得鬼子魂飞魄散
1942年冬，日本侵略军为了控制“蚕食”我六连岭抗日根据地，从中原墟至万城、从九曲江至阳江，沿途建立了几个据点，对六连岭根据地形成了半个包围圈。特别是桥园据点，对我军威胁更大，它是安在山口的一颗钉子。桥园是六连岭北麓的一个小墟镇。离墟几百米的地方有一个小山坡，山坡上有一座七八米高的炮楼，听说里面住着30多名日本鬼子。炮楼的四周是砖砌的围墙，围墙四边角上设有暗堡，墙外是三四米宽、二米深的断绝沟，沟外还有一道铁丝网，从铁丝网到断绝沟之间的坡地上埋着锋利的竹签。桥园据点只有一个出口，只有放下吊桥才能进出。三道防线把炮楼围得铁桶一般。离桥园几公里还有阳江、中原、龙滚等日军据点，遥相呼应。而我军当时又没有攻坚武器，要拔除这样的据点，只能智取，强攻是不可能的。为了摸清敌人的活动规律，陈武英第三支队派人侦察外，当地区乡政府也主动配合，严密监视敌人。后来发现这个据点每月都叫各村群众送一次柴火，但哪天送柴火没有固定时间，每次都是晚上通知伪保甲长，第二天早晨就得送去。有一天晚上7时左右，乐西区委派人到支队部报告，说鬼子要各村明天送柴火去据点。当时支队长符哥洛带驳壳排到外地活动，陈武英是支队政委，接到情报后，他立即找参谋长符中权、政治处主任祝菊芬研究。大家认为这是打击敌人的好机会，决定从部队中挑选12名熟练枪手，临时组织一支突击队，化装成挑柴的老百姓，由第二大队长冯政任突击队长;并把营、连长的驳壳枪和乐万县委的驳壳枪都集中起来，交给突击队使用。另外，还从第二大队抽调80多人组成长枪队，由傅佑兴同志率领，潜状在据点外面监视敌之援兵，待突击队奇袭成功后进入据点，没收和搬运敌人的军用物资，以扩大战果。紧张的战斗准备工作结束时，已是深夜两点钟。突击队、长枪队的战士们吃完饭后，就从六连岭宿营地出发。夜，静悄悄的，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但战士们不畏艰难险阻，以急行军的速度，穿行在丛林之间。走羊肠道，涉过山溪，终于在拂晓前赶到了预定的潜伏地点。长枪队埋伏在离据点一公里远的山丘上;突击队隐蔽在公路旁的丛林中。天刚蒙蒙亮，三五成群的老百姓就挑着柴火向据点走来。为了摸清据点里敌人的兵员和火力配备的准确情况，我们先派一名老战士混在挑柴群众中潜入据点，“站住!干什么的!”站在炮楼门口的哨兵喊道。“挑柴给太君的!”有个老乡高声回答说。敌人哨兵见是挑柴的老百姓,便把吊桥放下来，让群众把柴火挑进据点去。我军侦察员进入据点后，便一边放卸柴火，一边观察敌人的动静，只见鬼子有的在吃早餐，有的在做早操，有的在伙房里煮饭，总共约有20个日本鬼子。摸清敌情后，侦察员便随挑柴群众返回向我们报告。不久，突击队员们便挑着柴火分两批混入据点。这时，敌人还蒙在鼓里，毫无戒备。说时迟，那时快，冯政一声令下，队员们立即拔出手枪，对准各自袭击的目标，歼击敌人。刚巧有一名敌军官，从屋里出来，蹲在门口刷牙，见我军打了进来，急忙回头往屋里跑。队长冯政见状紧追过去，连打三枪，但未击中要害。他跑回屋里，拿起指挥刀又跑出来，冯政也追至门口，两人相遇，冯政向他再开一枪，才把他打死。但自己头部也被敌人砍伤。这次奇袭，仅打了几分钟，全歼据点里的日军，缴获轻机枪1挺，掷弹筒1具，步枪10多支，子弹1000多发。据点里的战斗刚结束，据点外的枪声又大作起来，我突击队以为日军援兵赶到，便迅速撤出据点，与长枪队会合，顺利地回到了六连岭驻地。战斗过后我们才知道，那天在据点外发生的遭遇战并不是敌人援兵，而是驻在桥园据点里的敌人，当晚有一个班鬼子下村清剿，天快亮时返回，走到半路听到炮楼里的枪声，便迅速赶回据点，不料竟遇上我们的长枪队。他们见我军人多，立即选择有利地形，进行顽抗。而当时雾很大，我们也搞不清楚有多少敌人增援。待突击队全部撤出后，也就结束战斗，撤回根据地了。这次战斗，在乐万地区震动很大。我军敢于在大白天奇袭坚固的桥园据点，使日军吓破了胆，他们白天黑夜都躲在据点里，再也不敢轻易下村祸害百姓了。
陈武英指挥伏击小火车，活抓国民党军长韩练成。
1946年1月，我们发现有军用小火车，经常来往于北黎和石碌之间，陈武英亲自带人去考察地形，研究在哪一路段下手伏击国民党的小火车，又如何把火车逼停，如何解决战斗，大家都积极的讨论出了作战方案。一是夜间先把铁轨接口处的螺丝拧掉，等听到火车开动的声音时，再把铁轨撬开。二是如果巡道兵发觉了我们的意图，就把他们捉起来，封锁消息。作战方案定好以后，第一天白天听到了火车的声音，我们的战士想去撬开铁轨没有成功，幸亏敌人的火车没有经过这里。第二天是晚上去准备好，把铁轨撬开了一点，只等火车来，可惜两天两夜都没等来。大家都很疲惫，有不同的声音，最后采纳了多数人的意见，继续等待伏击火车。第三天，天刚刚亮，终于听到火车发出的气哨声，同志们都非常高兴。这时，只见铁道上一个国民党兵坐在巡车道上，手里拿着长长的竹竿一划一划的顶着枕木滑行，大约八九点时，一辆火车才开来，后面的车厢内坐着二十多个敌人，当火车开到我们破坏的轨道上把铁轨压开了，火车慢慢停了下来。陈武英立刻命令大家一起开火，长枪，短枪，机枪，手雷弹飞向敌人，才打了十几分钟，火车上的敌人死伤不少，其他的只好乖乖投降。这次战斗缴获轻机枪4支，冲锋枪6支，手枪八支，打死打伤二十多人，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军官从火车底下拖出来，竟然是国民党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
父亲陈武英热爱家乡拿二十多年的存款救灾，离休后又带头捐助建立小学教学楼。
女儿陈超平说起父亲的慈善之心有一种深深自豪感，她们为有这种的父亲感到骄傲，她说了父亲两件感人的慈善之事。1973年9月，家乡琼海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台风，全村的房子被夷为平地。父亲得知老家的情况后，立即召集全家人开动员大会，要求把家里二十多年勤俭节约，省吃俭用积累下来的存款全部拿出来捐助给家乡父老，并且还动员我们四兄妹把攒下来的零花钱都奉献出来。七十年代积累5000元是非常不容易的，母亲一时想不通，父亲很乐观的跟母亲做思想工作，说我带头节约，保证十年内把五干元存下来，把母亲也逗笑了。后来，父亲带着弟弟陈春雷和陈春阳冒雨回到老家琼海，一家一家的把钱送给受灾的乡亲们，帮很多同村人度过了难关。陈超平说，父亲为家乡的教育事业也作出了贡献。1983年春，家乡的村支书和小学校长来到海口，找到已经休离的我父亲，说家乡小学教室破旧不堪，孩子们都在危房中读书非常危险，看父亲有什么解决的办法，父亲不加思索的表态，我第一带头捐款，全村人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我再发动海外同村的华侨捐款，一定要把学校重新建起来。之后，在我父亲的带动和号召下，收了十几万元的捐助款，村里盖起了三层共计一干二百多平方米的教学楼，解决了家乡的教育大事。
没有习仲勋的复查推动就没有海南地方主义的平反，习仲勋功不可没。
1956年10月14日林克泽关于让他回海南当行署主任的问题而给冯白驹的信，自此以后，抓住冯白驹在海南工作时某些失当的地方，将冯白驹作为＂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头子＂，同年12月19日正式通过《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和冯白驹，古大存同志错误的决定》，认定冯白驹为地方主义的头子。受此事件影响，陈武英也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留党察看的处分。1979年8月17日，习仲勋觉得事件重大，为慎重起见，决定以省委名义向中央请示，提出准备复查此案。1979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批复广东省委，同意上述请示和复查通知。批示指出：中央认为，广东省委通知中对过去反地方主义的分析意见，是正确的。习仲勋接到中共中央的批复，喜出望外。由于有了这把尚方宝剑，他大大减轻了压力，也增强了对此案复查的信心。1981年6月底止，海南复查131人，全部撤销处分。其中，原中共海南区党委副书记陈说，杨少民，区党委常委，行署副主任罗文洪，区党委常委，海南军区副司令马白山，行署副主任陈武英，陈克文，区委委员文度，李汉8人，报中央和广东省委批准撤销原处分决定，其中恢复党籍2人，恢复原政治待遇6人。原区党委的正副厅，正副处级干部22人撤销原处分，其中恢复党籍4人，恢复原政治待遇18人。县委正副书记，县长15人，其中恢复党籍3人，恢复原政治待遇12人。正副科级79人，其中恢复党籍15人，恢复原政治待遇64人。一般干部7人，均已撤销原处分决定。原受降级处分的，一律恢复原工资待遇。
